認罪認罰案件常見罪名相對不起訴的適用標準
摘要：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深入推進為相對不起訴的適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間，但實踐中，認罪認罰案件相對不起訴卻存在整體偏低且適用不均衡的問題。總結北京市檢察實踐經驗，可發(fā)現(xiàn)認罪認罰案件中相對不起訴適用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明確、統(tǒng)一的適用標準。鑒于認罪認罰案件集中在危險駕駛罪、詐騙罪等7種常見罪名，應逐類研究這7類案件的相對不起訴適用標準。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時，綜合考量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險性、再犯可能性等因素，充分考慮相對不起訴是否有利于被不起訴人改過自新，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基本要求。
關鍵詞：認罪認罰從寬 相對不起訴 不起訴 危險駕駛罪
全文
相對不起訴制度是檢察機關在審前發(fā)揮指控和證明犯罪主體作用的重要體現(xiàn)，同時也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重要形式。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設立為檢察機關開展相對不起訴工作構建了平臺，如何更好地將二者結合是新形勢下檢察機關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一、認罪認罰案件相對不起訴的適用情況
認罪認罰從寬與相對不起訴制度有“天然”的契合性，它們有類似的制度價值和功能，但在司法實踐中，二者的結合度卻不高。以北京為例，近年來的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相對不起訴適用情況主要如下：
（一）認罪認罰從寬相對不起訴率逐年上漲，但整體仍然偏低
北京市于2016年11月推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2016年-2017年制度運行初期，全市認罪認罰案件的相對不訴適用率僅為4%。2018年之后，隨著北京市認罪認罰工作的迅速發(fā)展，認罪認罰從寬相對不起訴適用率不斷提升。2019年、2020年認罪認罰相對不訴適用率分別達到了12%、15.7%。
（二）認罪認罰相對不起訴適用的地區(qū)差異較大
下表1列舉了2019年、2020年、2021年北京市不同區(qū)域認罪認罰相對不起訴的適用情況。
不難看出，2019年北京市認罪認罰相對不訴適用率最高的區(qū)域已經達到了26%，而最低僅為2%；2020年和2021年最高和最低適用率分別為22.5%、5.5%和26.6%、8.21%。
（三）認罪認罰相對不起訴適用罪名分布不均
分析北京市檢察機關認罪認罰辦案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危險駕駛罪、盜竊罪、故意傷害罪等10類罪名在總辦案數(shù)據(jù)中占比較大，占據(jù)了北京市近年來認罪認罰案件總人數(shù)的77.5%。但相對不起訴適用率卻參差不齊，故意傷害罪的認罪認罰相對不起訴適用率達到27%；每年適用認罪認罰人數(shù)最多的危險駕駛罪，相對不起訴適用率平均僅為1.4%。如下表所示：
二、問題產生的原因
如上文所述，認罪認罰案件中相對不起訴整體適用率偏低、具體適用差異較大。原因在于，刑事訴訟法將相對不起訴的適用條件規(guī)定為“對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依照刑法規(guī)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比绾卫斫夥缸锴楣?jié)是否輕微、是否輕微到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程度，在實踐中缺乏明確、統(tǒng)一的標準。
（一）對“從寬”的理解分歧：從寬能否降檔減刑或免除刑罰
“兩高三部”《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認罪認罰的從寬幅度一般應當大于僅有坦白，或者雖認罪但不認罰的從寬幅度。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情節(jié)，同時認罪認罰的，應當在法定刑幅度內給予相對更大的從寬幅度?！笨梢?，認罪認罰可以得到更大幅度的刑罰寬宥，但是否應該上升到跨檔減刑或者免罰程度，在實踐中爭議較大。
根據(jù)我國現(xiàn)階段的法律規(guī)定和原則，認罪認罰制度下的從寬應作限縮解釋。認罪認罰是法定的從輕情節(jié)，可以看作類似于自首、坦白等獨立的量刑情節(jié)。能否跨檔減刑或者免刑取決于法律的明確規(guī)定，在實體法沒有明確規(guī)定的情況下，減輕、免除處罰必須于法有據(jù)；不具備法定減輕處罰情節(jié)的，應當在法定刑幅度以內提出從輕處罰的量刑建議。但是，認罪認罰能夠直接體現(xiàn)被追訴人的悔罪態(tài)度，從主觀層面為大量的輕微案件提供了不起訴的土壤。
（二）對“認罰”的理解分歧：認罰是否包含對不起訴的認可
從字面來看，認罪認罰與不起訴之間似乎存在邏輯矛盾：認罰是被追訴人對司法機關處罰方案的接受，而不起訴是一種免罰方案，不應包括在認罰的內涵中。對此，有學者試圖從廣義解釋的角度解決這一問題，提出應對認罰中的“罰”作廣義解釋，即主要指刑罰處罰，也可以包括刑罰以外的處罰措施。更有學者提出“認罰并不局限于接受處罰，而是指被追訴人接受司法機關的處理意見，包括起訴或不起訴決定等所有這些體現(xiàn)控辯合意的表現(xiàn)形式。”直至“兩高三部”《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第7條對此問題作出回應：“認罪在審查起訴階段的表現(xiàn)之一就是接受人民檢察院擬作出的不起訴決定。”至此，分歧在立法層面得到解決，但是學術界的討論并沒有平息，部分檢察官還是會因此而慎用相對不起訴。
（三）對“犯罪情節(jié)輕微”的理解分歧：如何判斷犯罪情節(jié)輕微
關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的理解分歧，一直是實踐中相對不起訴適用較少、適用不均衡的具體原因之一。有學者認為，對犯罪情節(jié)輕微的理解應從刑罰的輕重出發(fā)，原則上是將相對不起訴限制為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案件。有學者則認為，犯罪情節(jié)輕微存在于所有種類的案件中，重罪中也存在犯罪情節(jié)輕微。對犯罪情節(jié)輕微的理解與認定，不應設置太多框架，應當根據(jù)具體的案情具體分析，無論嫌疑人所涉罪名是重罪還是輕罪，只要在相應的法定、酌定量刑情節(jié)下，其行為對應的情節(jié)足夠輕微，就可認定符合犯罪情節(jié)輕微的要件。
三、認罪認罰案件相對不起訴適用參考標準
總體而言，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時，應針對不同案件的事實、情節(jié)，嚴格依法全面審查犯罪嫌疑人犯罪動機和目的、歸案后悔罪態(tài)度、個人一貫表現(xiàn)等，綜合考量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險性、再犯可能性等因素。同時，充分考慮相對不起訴是否有利于被不起訴人改過自新，是否符合公眾認知和公共利益基本要求。
根據(jù)表2數(shù)據(jù)，認罪認罰案件主要集中在危險駕駛罪、盜竊罪、故意傷害罪、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尋釁滋事罪、妨害公務罪7類罪名，占據(jù)了北京市近年來認罪認罰案件數(shù)的70%以上，在其他省市的情況大致相同。以北京市檢察實踐為樣本，結合法律規(guī)定、立法精神、刑事政策以及司法慣例和實踐情況，逐類研究這7類案件的相對不起訴標準：
（一）危險駕駛罪
危險駕駛類案件在各地實踐把握差異較大，不同地區(qū)間裁量失衡的問題十分突出。但無論適用怎樣的標準，都應重點從如下角度進行考慮：
1.犯罪嫌疑人血液酒精含量是掌握危險駕駛類案件的基本標準，當前各省市基本將不起訴的標準限定在酒精含量100毫克-150毫克/100毫升以下。
2.在酒精含量符合標準的情況下，嫌疑人還需具備一定的從輕、減輕條件：（1）有證據(jù)證明犯罪嫌疑人醉酒駕駛機動車，距離極短、速度極低，沒有造成危害后果。（2）醉酒駕駛機動車沒有發(fā)生交通事故，或因對方責任造成的事故后僅因醉駕承擔事故責任。（3）醉酒駕駛機動車導致交通事故，未造成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或僅造成輕微人身傷害或者較低的財產損失，已積極賠償并取得對方諒解。
3.限制相對不訴的情形通?？梢詤⒄账痉ń忉屢?guī)定的從重情節(jié)予以把握。主要包括造成交通事故損害較大、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駕駛、有嚴重超員、超載或者超速駕駛，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適用偽造或者變造的機動車牌證等嚴重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為以及存在逃避檢查等行為。
（二）盜竊罪、詐騙罪
盜竊罪、詐騙罪等財產類犯罪的不起訴標準相對成熟、明確，具體適用時也較好掌握。
1.一般來說，財產類犯罪的涉案金額為判斷犯罪情節(jié)的基本標準，考慮宣告刑最終需限定在3年有期徒刑以下，應將盜竊和詐騙的數(shù)額限定在3-5萬元以下，或者8-10萬元以下且具備減輕情節(jié)。
2.在數(shù)額符合基本條件的情況下，同時具有至少一個從輕情節(jié)，可以考慮對嫌疑人適用相對不起訴。從輕情節(jié)可從以下幾個方面把握：（1）在財產犯罪中，沒有參與分贓或者獲贓較少且不是主犯。（2）案發(fā)前主動將贓物放回原處或歸還被害人。（3）積極退賠、取得被害人諒解的。（4）盜竊或詐騙家庭成員或近親屬的財物，獲得諒解。（5）因生活所迫、學習、治病急需而實施財產類犯罪，案發(fā)后有退賠表示，且得到相對方認可，或者有證據(jù)證明有退賠意愿但確無賠償能力。
3.限制適用相對不起訴的情形可以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的從重情節(jié)，結合行為手段、犯罪后果等綜合把握。例如：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或者電信詐騙、盜竊、騙取老年人、殘疾人、喪失生活能力的人的財物等均應限制相對不起訴的適用。
（三）故意傷害罪
故意傷害罪是認罪認罰案件中適用相對不起訴比例最高的案件類型，這得益于故意傷害案件的不起訴標準最為明確、最好操作。
1.判斷傷害類案件犯罪情節(jié)的基本標準是傷害結果，具體包括傷情、受傷人數(shù)等。通常，對于涉嫌故意傷害罪的犯罪嫌疑人，致使2人以內達到輕傷或者1人輕傷及3人以內輕微傷具備適用不起訴空間。
2.傷害類案件通常涉及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之間的矛盾糾紛，從矛盾化解和社會效果的角度來說，此類案件適用不起訴一般還需被害人的諒解。在此基礎上，常見的從輕情節(jié)還有雙方互相毆打、被害人存在過錯等。
3.限制適用相對不起訴的情形，可以從案件的起因、過程、結果等角度來考慮。例如，因報復傷害、為實施其他違法活動而故意傷害他人、使用槍支、管制刀具或其他兇器實施傷害行為、多次或長時間實施傷害行為等均應慎用不起訴。
（四）尋釁滋事罪
尋釁滋事罪在司法實踐中有一定的“兜底”作用，對尋釁滋事罪應當限縮使用，合理設定出罪條件。
1.考慮到尋釁滋事罪主要的社會危害為被害人的人身損害，故適用不起訴的基本標準應該根據(jù)傷害后果來判斷。對于隨意毆打他人致1人輕傷或2人以下輕微傷的，可以適用相對不起訴。
2.與傷害類案件類似，此類案件適用不起訴一般還需要犯罪嫌疑人積極退賠獲得被害人的諒解。在退賠基礎上，其他需要考慮的從輕情節(jié)，可以分別從人身損害和財產損害來界定：（1）多次隨意毆打他人或持兇器隨意毆打他人，致1人輕微傷后果。（2）一次強拿硬要公私財物1000元以上不滿5000元。（3）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2000元以上不滿1萬元。
3.限制適用不起訴的情形，尋釁滋事罪常與黑社會等不良行為掛鉤，故對于帶有黑社會性質或者糾集未成年人尋釁滋事的，一般不宜適用相對不起訴。
（五）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相對不起訴標準，應重點把握人員在犯罪中的作用，可具體從涉案人員的層級、分工、吸款數(shù)額和退賠情況等角度予以把握。
1.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適用不起訴的基本標準為嫌疑人吸款數(shù)額和在犯罪中的作用（針對不直接從事吸款工作的人員）。具體的數(shù)額和作用把握，應當結合人員的層級、分工來認定：
（1）涉案人員如果為公司的一般業(yè)務員或其他負責、從事吸收資金行為，在犯罪中層級較低的人員，吸款數(shù)額一般可以參照100萬元以下來把握。如這類人員吸收資金數(shù)額在100萬元以上，但扣除向近親屬所吸資金數(shù)額后不足100萬元，可以適用這一標準。
（2）涉案人員如果為公司的財務、技術、行政等人員，需具體區(qū)分分工與角色。對于僅從事一般日常工作，為犯罪活動提供報銷、賬務處理、技術支持等輔助工作，領取固定工資的人員，相對情節(jié)較輕，可以考慮適用相對不起訴。但如果是核心崗位的財務、技術等人員，積極實施犯罪行為，對犯罪的發(fā)生起到關鍵作用，一般不考慮適用相對不起訴。
（3）涉案人員如果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東等高層管理人員，通常在犯罪中充當重要角色，原則上不適用相對不起訴。
2.考慮此類案件的特殊性和刑事政策導向，應充分鼓勵犯罪嫌疑人退贓，對于能夠完全退賠被害人損失的嫌疑人要給予更大的從輕空間。
（六）妨害公務罪
實踐中大量妨害公務案件情節(jié)較輕，以不起訴處理更為合理。
1.相對不起訴的基本標準可通過被阻礙執(zhí)行公務的人員傷情來把握，致使1人輕微傷或未構成輕微傷的可以認為情節(jié)較輕。
2.限制適用情形：雖然造成的人員傷害較小，符合上述基本標準，但如果犯罪嫌疑人存在煽動群眾阻礙依法執(zhí)行職務、履行職責等行為，或者造成群體性事件等惡劣社會影響的，則不應再適用相對不起訴。
